历史资料 / 2010-03-31 22:38
矿产_云南省经委：第一批商业收储有色金属启动
离过年还有20来天，林富中(化名)已经低调地回到了温州老家，年底最后一个任务，就是去参加2009年煤炭产运需衔接会。“每年都去，其实签单只是一个形式，订单老早就定下来了，但每年这个衔接会上，煤炭业政界、企业界的大佬们都会到得比较齐，我们都是为了多认识一些人，探听下一年的煤炭形势。2009年不乐观啊。”往年忙到年三十才赶回来的林富中，今年早早回来了，“现在煤炭价格这么低，市场又不好，挖出来堆着，还不如就埋在地下。”他似乎也很庆幸，幸亏自己规模不大，去年上半年销售好，基本没什么存货。“手中有煤，家财万贯。”听了这句话，原山西浙江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金松露出一抹苦笑，现在做煤矿越来越不容易了。“在山西从事煤矿生意的浙商起码有500多个，但也不好统计，有些没经过合法流程承包，有些从事的是边缘产业，而且大部分规模比较小，从来没人能说得清楚到底有多少浙江人在山西挖煤。”在山西呆了近40年，做了近8年山西浙江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的金松告诉记者，最近山西关停的煤矿企业确实不少，空气都好了很多。
据新华社报道，未来几年，煤炭大省山西将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步伐，到2010年底，全省煤矿(含大集团公司)数量将控制在1414处，差不多要再关停一半。2015年，30万吨以下的将被全部淘汰。“浙江大部分煤老板都达不到30万吨这个标准。”金松说。
用“坐过山车”来形容2008年采煤人的心情是再合适不过了，惊、喜、悲、恐……上半年，煤价一路高歌，煤老板开足马力紧跟其后拿着筐子接现钞。可到了下半年，煤价几乎直线跳水，害得跟在背后的煤老板连连追尾，损失惨重。2009年春节临近，我们辗转找到了几个“圈内人”，从他们的脸上，我们看到了这个被神话了的“群体”，在眼前经济形势下的表情。
一个承包人的悲痛欲绝
——借钱采煤被骗了
快过年了，朱海生(化名)却躲在乡下的老房子里不敢见人。温州人有个习惯，年前一定要还钱，即使年三十还，年初一再借，相差不到24小时，但这个程序必须走。离春节越来越近，朱海生急得团团转。这一切恶梦都来之于对成为“山西煤老板”的向往。
2008年年初，朱海生经朋友介绍，认识了山西人牛某。牛某告诉朱海生，他曾任山西某村书记、村长，关系特广，现在煤炭价格直往上飙，由于资金实力不够，想跟朱海生合作，一起承包他的铁哥们、现任村长刘某承包的村办煤矿。温州人在山西做煤老板一夜暴富的故事朱海生听多了，又是朋友介绍的，应该没问题，便答应下来。一个月后，牛某和刘某签订了为期三年半的《联合经营煤矿协议》，承包款为580万元；当天晚上，牛某又和朱海生签订了《协议书》，首付承包款牛某出150万、朱海生出250万，合计400万。接手煤矿后，牛某无力注资，所有开销均由朱海生支付。朱海生本不是商人，家底有限，不过想着煤矿马上就能给他带来一叠叠钞票，他就向亲戚朋友借。仅两个月，他就为煤矿技改、维修、买材料、打关系等花了近百万元。
可没想到的是，还没等到煤矿“下金蛋”，3个月后，该村村委会突然找上门，说这个煤矿承包不合法，村委要收回。朱海生这时才知道，原来当初刘某跟村里签的《煤矿承包协议》，为期五年，承包款240万元。协议规定：“乙方(刘某)在承包期间不得随意转让承包，如出现类似情况，必须经村党支部、村委会同意并签字方能生效。否则村委立即终止协议。”
煤矿没了，朱海生要求牛某和刘某退钱，每天等在牛某家门口讨说法。牛某躲不过，跟朱海生说，钱是没有了，要不以他的名义再从村里把煤矿包下来，双方共同投资，挣到钱后首先归还朱海生。
骑虎难下，朱海生想了想也只能这样。于是牛某和村委签了《煤矿承包协议》，为期3年，承包款共450万，每年付150万元，朱海生筹了70万元交了首笔租金。在商量共同投资改造煤矿时，牛某说他再也拿不出钱了。为了早点开工把钱赚回来，朱海生又开始借钱，最后甚至还借了高利贷，“那时候煤炭的利润太高了，心想着很快就能赚回来的。”
一个月后，煤矿通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，生产能力为9万吨，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，煤矿开采还不能进行，朱海生建议以1000万元把这个煤矿转让了，而且也确实有人愿意接手，但作为矿主的牛某坚决不同意。朱海生发现事情越来越控制不住，想早点拿钱脱身，最后拿了270万和一张80万元的欠条离开了山西。而前前后后朱海生总共投入了450多万。没想到朱海生走后不到一个月，牛某就以2000万元的价格将煤矿转让给了别人。年底临近，卖了城里的房子，还负着几十万的债，深知被骗的朱海生也无力用司法手段再去向牛某讨公道。
“成本100多元一吨，卖得高的时候可以卖到1000元一吨，高额利润总有魔力吸引人冒险。”原山西浙江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金松说，在山西由于手续不规范，最后没赚到反而亏钱的浙江人太多了，有些甚至身体都受到伤害。
一家十口人的左右为难
——想要放手舍不得
刘树成在山西古交待了6年了，这6年间，从他一个人，到他哥哥、嫂子、弟弟、叔叔……一大家子10多口人都落户在了古交。一家子人做的事都离不开煤炭，从煤矿、洗煤厂、运输，连快餐店也是为当地的煤矿公司工人开的。
去年9月份以后，哥哥刘树林开的洗煤厂生意清淡得很。煤炭分很多种，只有质量好的煤需要洗，也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洗煤厂生意似乎一夜间就没了。“以前这大街上经常堵车，如今路突然好走了，还真不习惯。”老刘的心态不错，还是笑呵呵的，前几年贪早摸黑地赚了不少，现在就当休个长假。只是说到2009年的形势，老刘就笑不出来了，“也在考虑这个问题，怕是回不到以前的光辉岁月了。”超级喜欢Beyond的老刘回想着前几年煤矿的光辉。“儿子明年要读小学了，明年市场也难估计，或许考虑回去。”
刘树成的煤矿停工了，6年间从借来的20万元起家，现在已经拥有3个多亿的资产。可这几年，他也挺累，心累。做“煤老板”技术上是没啥难度的，坐着收钱就行了。可周边的关系却很重要，身边也有不少朋友碰到过绑架、抢劫事件，他总是很小心。别人喜欢晒富，刘树成从来就开着他那辆别克君悦，穿得也朴素，加上原本就黑漆漆的肤色，混在民工堆里，也差不多。“就回老家买了好几套房子，以前想着挣到个几千万就回家。”刘树成现在的目标是10亿。
但煤炭突然卖不动了的事实，让他又犹豫了。望着堆积的煤山，他真想抽身回家算了。“也想转行，可做过煤矿生意，再想找个利润率这么高的生意，真的很难。”
近几年，煤矿安全问题成了焦点，现在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要被淘汰，政府也在整顿煤矿市场。“别看煤炭利润高，看得见的成本低，看不见的成本其实挺高。”刘树成说，钱永远是赚不完的，他开始考虑回家乡，找机会做点投资。
“煤炭按照质量不同，价格每吨大约在150~1000元之间。”金松告诉记者，现在山西受影响最大的是炼钢炼铁的焦炭，由于整体经济下滑，需求量大大缩减。跟今年价格最高的时候比，跌得最厉害的价格下降了60%多。“其实煤老板亏是不会亏的，只是现在需求量小，即使有人要价格也卖不高，堆放着不仅要场地费还影响质量，所以停工的很多。”
一个资深煤人的踌躇满志
——“冬天”里找到闪亮商机
背个黑色公文包，金松12月份打着飞的在山西杭州间来回多达4次。虽然稀疏的头顶、发福的身躯出卖了他的年龄，但听他讲话速度，和那斗志昂扬的神情，就知道最近正干着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。
前几个月，金松辞去了山西浙江企业联合会秘书长职务，和一个“煤老板”正策划一个大行动，想趁现在这个“休眠期”把企业产业链做长。
金松口口声声提到的那个“煤老板”是在山西认识的一个浙江人，“当年他花几十万买了个小煤矿，改造，挣了钱再投入改造，不停挣钱不停改造，现在资产已经达到15个亿了。”
金松说，现在小煤矿越来越难做，政策经常变，即使赚着钱也是整天提心吊胆，只有真正上规模的企业，才能站得稳。随着新能源逐渐上马，煤炭的暴利梦总会醒的，以前销售有专门的销售公司，中间利润总要被抽取掉一部分，现在他们想自己把这块做起来，“我们想在杭州设个分公司，直接做销售。”金松这阵子就是在跑这个事，因为煤炭销售牵涉到的问题比较多，“浙江是能源小省，需求肯定有。”金松对此信心十足。
其实，早在几个月前，金松就希望把山西的几个小煤老板联合起来，成立一个煤炭集团，但是里面的利益却始终难以调和，结果不了了之。“小煤窑太浪费国家资源了。”这也是金松一直觉得煤矿企业一定要有规模的原因之一。在山西呆了近40年，他对黑乎乎的煤还是有感情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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